东京审判，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最终，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名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被处以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被判处7年徒刑。

在清算战争罪行上，东京审判与清算德国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国际刑事审判同样重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东京审判的司法特性一度被遮蔽，日本右翼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否定。近年来，东京审判在中国受到瞩目，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所著的《重新发现东京审判：寻求和平与正义的国际法治》是其中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发布会，推出11项重大成果，该书名列其中。

为什么要对东京审判“重新发现”？近日，徐持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专访。

徐持说，“重新发现”的第一层意义是“打捞”。因为在讨论和研究东京审判的时候，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已经提到：东京审判受到有意无意的遗忘？她认为，这种遗忘表现在——

一方面，相对于纽伦堡审判出现的大量研究著述，东京审判显得“门庭冷落”。另一方面，由于受日本标签化的攻击东京审判史观以及当年个别法官发表的反对意见书等因素影响，东京审判的司法特性一度被遮蔽。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右翼更是不遗余力地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正义”，这是误导世界。

“东京审判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相比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不仅跨越了国家和法系，还在真正意义上跨越了东方与西方、跨越了文化的隔阂，也跨越了主权国家的障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审判。”徐持表示，东京审判在国际法治发展史上做出重要贡献、具有重要价值。

东京审判开庭于1946年5月3日，闭庭于1948年12月29日，历时31个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包括来自中国、美国、苏联、英国等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国家的法官，也包括来自印度、菲律宾等在审判开始时还在寻求民族解放与主权独立的这些地方的法官。东京审判贡献了长达近5万页的庭审记录包括4338份证据，有1198位证人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进行作证，开庭高达817次。东京审判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浩瀚而丰富的战争罪行审判的资料。

徐持表示，东京审判是对东条英机等28位战犯以史无前例的反和平罪、反人类罪以及自古就有的战争罪进行了起诉，追究了他们的个人刑事责任，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这种以国际刑事审判的方式真正宣告侵略战争是犯罪，也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做了盖棺论定，意义是非凡的。东京审判重塑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以期守护世界和平、守护人类共同价值。从这几点看，东京审判意义重大。

她说：“我们中国学者要在全球史中关于战争罪行的叙述研究中不能缺位。我的这本书想做的重新发现，一是直接针对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进行否定，重新叙述东京审判的正义，也对政治作秀论、历史虚无论在这方面的观点进行直接回应。二是基于法庭的史料和文献，尝试把东京审判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更加立体地、全面地破解东京审判的司法贡献。”

她强调，二战中国战场是东方主战场，中国大地广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时间最久、牺牲最大，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使得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更加充分。因此，中国在东京审判以及整个国际法治进程中的历史作用需要重新挖掘。

她说，“重新发现”的第二层意义是“抵达”，要让历史与今天、与当下建立联系。东京审判虽然一直牵动着历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真正走入历史。建立联系，既包括怎么看待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各国矛盾重重的历史信息，也包括东京审判最终折射出的很多话题，比如，文明标准的重建、种族与强权、反霸权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这些议题至今仍然有生命力，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重估历史的潮流已经开始，中国也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这使得东京审判的研究具有了某种迫切性。”徐持表示，她的这本书尝试重新审视东京审判留下的大量遗产，去剖析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管辖权之争、起诉逻辑、共谋适用、南京大屠杀的审理模式，还有判决与法官意见等核心法律问题，整体梳理东京审判在国际法治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也想尝试立足国际法治转型的趋势和规律，思考法律可以为人类和平做什么？可以为人类安全和福祉做什么？

徐持介绍，《重新发现东京审判：寻求和平与正义的国际法治》脱胎于她的博士论文，从2014年到2025年，从攻读博士学位到这本书的出版，是她10年来对东京审判的学习和研究的见证。这本书获得了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