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农民冒死救下毛主席，毛主席留字条：“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字条来找我！”但建国之后老农不仅没有赴约，甚至毛主席主动邀请他到北京见面，他也多次避而不见。 1929年，那时候的中国，那叫一个乱。红军在江西的斗争环境，艰苦到咱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就在那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途中他突然病倒了，高烧不退，浑身起了疹子，情况非常危急。部队一边要打仗，一边要转移，带着重病的最高领导人，那风险可想而知。 队伍走到江西省兴国县一个叫“陈坑”的小地方时，毛主席实在走不动了。怎么办？只能把他暂时安置在老乡家里养病。 这个艰巨又危险的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叫刘荣生的普通农民肩上。 说他是普通农民，那是一点不假。家里穷，为人老实巴交。但说他普通，他又一点不普通。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多厉害？到处都在抓红军、杀干部，收留一个红军的“大官”，那是要冒着杀头、抄家的风险的。村里人劝他，这可是个烫手山芋。 但刘荣生这人，实诚。他看着病得不省人事的毛主席，就觉得这是个“值得救的好人”。他二话不说，把毛主席藏进了自家阁楼，每天都是他老婆做好饭，他亲自爬上阁楼去送。为了给毛主席治病，他跑遍了周边的山头，挖草药，请郎中。那时候缺医少药，他就用土方子，拿金银花、蒲公英这些清热解毒的草药熬水，一口一口地喂。 为了保密，他对自己的孩子都只说是“一个远房亲戚”。那画面，外面是敌人的搜查队来回巡逻，狗吠声此起彼伏，屋里头藏着红军最重要的领袖。这份胆识和善良，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在刘荣生一家的悉心照料下，毛主席的病一天天好转。半个多月后，部队派人来接他。临走时，毛主席心里充满了感激，他从身上掏了半天，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他撕下一角布，用钢笔郑重地写下一行字，塞到刘荣生手里，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老乡，谢谢你！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字条来找我！” 这话，是承诺，更是天大的情分。 可刘荣生呢？他没想那么多。他把这张字条小心翼翼地收好，藏了起来。在他心里，这可能不是一张“兑奖券”，而是一段奇遇的纪念品，一个“好人”留下的念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红军走了，国民党又回来了。为了怕连累家人，刘荣生把这张字条用油纸包好几层，藏在了自家屋檐的夹缝里。这一藏，就是整整20年。 建国后，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可刘荣生一家，还是清贫。按理说，这正是“赴约”的最好时机。只要他亮出字条，别说荣华富贵，至少改善生活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他没有。家里人也劝过他，去北京找毛主席吧，别的不说，让孩子们有个好前程也行啊。 刘荣生每次都摇摇头，说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比黄金还重：“现在国家刚建立，主席一天到晚忙国家大事，我这点小事，怎么好去麻烦他？我们现在有田种，有饭吃，比以前好太多了，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刘荣生不去，毛主席可没忘。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形势基本稳定后，毛主席多次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念叨起在兴国养病的那段经历，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叫刘荣生的农民。他派人去江西，一定要找到这位救命恩人。 经过一番周折，工作人员终于在兴国县陈坑村找到了刘荣生。当他们说明来意，并带来毛主席的问候和邀请，请他去北京做客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可刘荣生的反应，又一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连连摆手，拒绝了。 理由还是那句老话：“主席那么忙，我去看他，不是给他添乱吗？我身体还好，家里也过得去，心领了，心领了。” 工作人员把情况汇报给毛主席，主席听了，既感动又有点“无奈”。他懂自己这位老乡的淳朴。此后，毛主席又多次派人捎去问候和物资，还几次三番地邀请刘荣生进京，甚至说派专车来接。 可刘荣生，一次也没去。他觉得，最好的相见，就是遥遥相望，各自安好。他知道主席过得好，国家过得好，比什么都强。他去北京，于国于家，都不能创造什么价值，反而要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这在他看来，是“划不来”的。 他并非不懂那张字条的价值，他只是有自己的一杆秤。在那杆秤上，个人的得失远没有国家的安定和领袖的安宁来得重要。他当年的善举，是出于人性最本真的善良，不求回报。建国后的避而不见，是出于一个公民最朴素的责任感，不添麻烦。 1960年，刘荣生老人因病去世。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去北京，没有“兑现”那份承诺。他把字条传给了后人，但嘱咐他们，这是传家宝，是荣誉，不是索取的资本。 这位老农，没上过战场，没拿过枪，但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共和国最坚实的脊梁。